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小生产者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往往置身其间而恍然不觉。这样的局面也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可大致地包含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前者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后者则是阶级关系的产物。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条件下认知和理解世间万象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基础。相同社会的思维方式是大致相似的。而社会意识则是人们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因阶级地位不同而各自区别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有了不同的特点。
可以认为，在同一生产方式之下，尽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但被统治者的思维方式则构成了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底色和基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够跳出被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的大致范围。在巫术盛行的时代，统治者是产生不了所谓的科学思想的。
生产单位由人的亲属关系连结而成，先是部族，继而是家族，最后是家庭，规模愈来愈小。生产单位内部共享生产资料，组织劳动，按照需要分享劳动成果。
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初期，家庭仍旧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其它生产单位也大多带着亲属关系的痕迹。这就是小生产的时代，一个以个体和家庭经营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时代。由于交换和交往的范围有限，人们意识不到社会运动的整体，又彼此竞争，较容易使用“我们”和“他者”的二元对立解决自己社会境遇中的矛盾。……所以，人们借重于符号，用一个具象代表一系列的具象，并有了初步的分类，寻找并确定了典型，以有限的社会交往中公认的标准作为分类标准，以典型为中心开展思维，这样就节约了决策时间，同时方便了交往和交换。符号与类比是由具象迈向抽象的中间环节。然而，由于交往范围有限，缺乏更深更广的比较，类比仍是主要的思维方式，“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之类的观念仍有市场。
所以，需要在对象间建立基本与普遍的抽象，以便对更多的对象进行更为迅捷的处理。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以抽象为其特征。人们借助一系列抽象的指标，如价值、货币等建立对象间的关系，并用可比较的尺度在物和物之间建立了广泛而更加可确定的联系，构建了科学体系，建立起理论大厦，产生了精妙的哲学，并以抽象的观念作为共识，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
早期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造就了小生产者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得益于生产能力的发达，也苦于生产能力的不发达。农业技术进步和土地的开垦催生了家户经济，家庭成为了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也是小生产时代到来时的基本生产单位。小生产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与自然经济不同，这些生产单位需要通过与社会进行商品交换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农业剩余的增长使手工业和商业独立出来，辅以交通技术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在社会生产中成为可能。简单的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使小生产得以持续地进行。手工业、商品化农业和规模不大的商业、服务业是小生产时代的主要行当。而不够发达的生产能力和交通能力也限制了交换规模，从而局限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只能止步于小生产，他们只能依靠模糊的感觉、有限的信息和习惯安排生产，无法把握社会生产的全局，亦无法对生产和销售作出有效的计划。随着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当生产单位突破了家庭的范围，扩大到依靠劳动力商品买卖进行的雇佣劳动时，小生产者也发生着分化：一部分小生产者转而成了雇主和资本家，另一部分则惨淡经营，而小生产也要让位于社会化大生产和雇佣劳动了。
相比于社会化大生产而言，小生产是孤僻的，小生产者的思维方式则是孤立而简单的。外部复杂的信息总会超出小生产者的处理能力，小生产的维持也不需要太过庞杂的信息处理，因此小生产者对理性抱持着某种排斥与厌弃的态度。他们更加迷恋教条，寻找纯粹的自我满足。他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又承受外部世界的压力。很容易把对象幻化为怪物、全能的神、巨人，等等。所以，一切斗争最后都会被简单归结为被神化的人物的斗争或者被拟人化的符号的斗争。他们善于运用符号思维：标签、帽子、地图炮，一切事物都被折叠成二维的，被扁平化；人与物被简单地归类，被贴上标签，以适应他们那不能超负荷运转的大脑。他们往往为虚妄的符号而斗争，像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一样——风车也是一个符号。他们拘泥于信仰、教条、词汇、说法之中，为了个别词汇争斗得面红耳赤，宛如堂吉诃德。他们沉醉于国家荣誉、省份、地市、县区、学校乃至班级和个人的成就当中，以为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可以略微抵消孤独面对社会整体时的无力感。
大量剩余人口只能沦为资本的奴仆和附庸，并被挡在垄断资本的体系之外，成为孤立的、在外的仆役，小生产在垄断的缝隙得以复苏，并体现为个体服务业；而剩余价值的大量堆积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则使大量附属于大企业的营销、管理等劳动岗位被生产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附庸阶层，他们被考核等内部竞争机制束缚着，彼此怀有敌意。社会剩余产品的日渐丰富使统治阶级供养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可能，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构造，这些脑力劳动者不得不孤立地进行智力活动，他们的工作状态因此是孤僻的。他们还在传播上占据优势，易于扩散他们的小生产者情绪，影响社会的其他阶层。
资本发现了小生产者是资本主义火炉中最“健康”的燃料，便不遗余力地将其他阶级在形式上或精神上塑造成小生产者，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譬如，计件工、末位淘汰等制度使劳动者阶级被工序和竞争区隔开，难免陷入小生产者的心态之中。再如，在竞争教育制度下，学生需要通过自身努力获取个人成功，他们也被刻意培养成了小生产者。统治阶级还善于倡导小生产者的精神，把它道德化。比如，小生产者埋头苦干，以为多劳多得，不顾社会环境，潜心钻研的精神就被统治阶级发掘出来，贴上了所谓“匠人精神”的标签。统治阶级利用这种情绪，发掘这种情绪，宣扬这种情绪，好让小生产者认为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物是一种美德。这就是所谓“白专”精神的起源。
同时，在上世纪，众多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掌握话语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曾不自觉地“经历”了一场社会运动，并因为运动的失败而未能完成这一通向劳动者自主协作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运动进程。他们因此觉得受到了伤害，更加地厌弃社会化，向社会宣泄自我美化与孤立的情绪，而这一宣泄也得到了社会统治阶层的认可与鼓励。这加剧了小生产者意识在社会中的弥散。
首先登场的是“无限可分”的自夸型键政党人。键政圈是特定大环境下的产物。青年关注现实，又无法畅快表达，只能在交流中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也因此产生了别致的幽默效果。但一部分追求特立独行的左翼青年因此沉溺于猫鼠游戏的刺激感觉中，便带上了小生产意识形态的味道。他们抱持的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情绪，一种自我标榜。他们只是在众多思潮中选择了一种小众的，以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制造并娴熟运用各种“哏”，在“你懂我不懂”中寻找优越感，从而把自己和其他左翼区分开，在“道友”的羡慕中收获满足感和孤傲的美感。最后，“左圈无限可分”。其实这也是小生产者自我孤立倾向的表现。
“避光型”左翼在高处故作高冷地俯瞰着世人。他们要在一水儿的现实主义之中刻意区别出自己，标榜出与众不同来。他们依靠“快闪”式地凭吊革命遗迹、进入厂区打卡留念抒发符号情怀，获得某种值得炫耀的满足感。同时，他们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神性”。毕竟，与现实而自利的自由派相比，左翼更加悲天悯人，因而具有“神性”，一种隐秘的优越感。总而言之，世界就应该是他自己。他就是绝对精神。具体的工作？接触群众？Nonono，这不是我的style，抱歉啦~他们站在想象的天顶，俯瞰众生，流下怜悯的泪水。他们是上流社会的叛逆青年，但仍带着上流社会的做作。
接着，“纯粹理念派”带着愤激上场了。他们觉得自己抓住了主义，以为自己就是绝对真理；信奉符号，如同原教旨主义者；拿起信条奉若珍宝，信条之外都不外乎是糟粕。他们对纯粹有着某种洁癖。一旦接触现实，就捏紧了鼻子：这不顺眼，那不顺眼，你不行，他不行……总之，就我行。啊！好孤独！世界没救了！我要自闭。我自闭了。其实还是豆腐坊的自我标榜那一套。除了自己，他什么也不了解，也懒得了解，并美其名曰“纯粹”。其实，“纯粹”总归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发展下去最终是要与堂吉诃德为伍的。他不晓得他所看不上的，都是他所处的社会条件。社会运动不挑人，不是按照所谓理想去筛选，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偏颇的想象不能构建现实的大厦，不顾客观条件而光凭想象和“纯粹”，是什么都搞不出来的。了解一下井冈山吧！变革是需要条件，需要过程的。在实际的运动中，我们总归是要面对更广阔的环境，以及更复杂的群众的，急不得。群众不是干瘪的词汇、二维的图像、抽象的概念，不是同情的对象。社会也不是拿一两个小标签就能粘贴了事的。历史是活的，运动是复杂而具体的，群众也是鲜活而充满力量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都有每个人的特点，也都有每个人在运动中的位置。要善于发现并抓住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因势利导，将社会上更多的人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凡这看不上那看不上，成天嚷嚷要割席的，大半还是自己不行。
类似的还有“醒目派”，他们喜欢说过头话，做过头事，好展现出“唯我独革”的气势来。然而，这些气势常常要冲破现实的大气层，跑到外太空去，从而捅破篓子，对运动本身造成破坏。最甚者，很可能要无谓地在历史上留下醒目的猩红印记……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还是需要虚心向社会学习，戒除自我表现的小生产者狂躁。气势如果能够与社会历史运动结合起来，还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
需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认识，使这些认识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需要将热情更多地投入社会中，从社会运动当中吸取养分，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的、历史的运动中的一份子；调整自己的频率，与运动同步共振。总之，要理想主义，更要现实主义。
在竞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较难理解什么是团结行动。他们一般只在自身不爽的时候才行动。一旦问题解决，他们就烟消云散，再无斗志了。他们并不希求探寻问题的根源，也并不相信自己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且缺乏持久的团结的斗争的经验。所以，只有在切身利益受损时、只有在不自在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压力，才会行动，而且很容易被分化瓦解，逐个击破。要摆脱这种状态，就要积极地融入社会运动中，融入群众中，融入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才好学会团结和组织的方法。知识分子和学生要向农民学习坚忍不拔的毅力，要向工人学习改天换地的英雄壮志，还要善于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积极地学习并理解社会化大生产，多调查研究，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和美好未来服务。掌握知识的这些先进分子应当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把握全局，帮助被分散和割裂的无产者把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相互串联起来，要善于在分工了的工农群众中穿针引线，做好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群众理解合作、了解全局，并且帮助工农掌握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要发挥像串起珍珠的绳子一样的作用，把工农群众串在一起，把社会化大生产串在一起。若有可能，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勇于探索新的社会形式、新的认识方法、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逐渐在组织中建立平等的合作，打破分工，并在保证纪律和胜利的前提下逐渐消灭分工，为新社会探出一条路来。如果没有新的社会关系，我们和旧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新的社会关系不能在与旧社会的斗争中胜出，它又新在哪里呢？
在打破小生产者孤立状态上，毛泽东主席1966年5月7日关于“注重本职，兼及其他”的指示中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与社会化大生产无关]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只有全面地掌握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在认识上打破局限，掌握社会运动的方向，才有可能推动人类的进步和解放。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解放只能是社会的解放。没有社会的解放，“个人的解放”也就只是小洞穴中的自我狂欢，终究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浮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