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既是一本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手册，又是列宁主义政党内部一场重要政治斗争的文献记录的一部分。它记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紧随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生的内部冲突的发展情况。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压力下，党内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开始拒绝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自成立以来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政治原则和组织方法。这个以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马克斯·沙赫曼（Max Shachtman）和马丁·阿伯恩（Martin Ahem）为首的集团，发起了长达7个月的派别斗争，导致了党内的深刻分裂。
党内冲突在苏维埃的性质和革命者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不受帝国主义攻击的义务问题上爆发，随着争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基本问题也得到了辩论和澄清。这些问题从辩证法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关系，到革命先锋党的组织原则等。
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不仅对美国的革命者，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极为重要。当时流亡墨西哥的伟大革命家列昂·托洛茨基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合作，领导了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辩解。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攻击被击退了，1940年初，伯纳姆、沙赫曼和阿伯恩把他们的集团完全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带出。
这场政治斗争的完整记录载于两本配套书籍——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和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托洛茨基的著作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原则的重大争议问题展开，而坎农则集中讨论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
为了把坎农的书放在其本身的背景下，就必须追溯从1939年8月少数派领导人开始攻击党的纲领，到1940年4月他们脱离托洛茨基运动这期间的动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别斗争的事件顺序。
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作为俄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开始，就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立场：十月革命的产物苏联，尽管在斯大林政权下已经严重退化，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每一个革命者都有责任在帝国主义进攻或企图从内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保卫苏联，这一直是一个基本原则。
1939年8月22日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签订后，反苏宣传浪潮席卷西方“民主国家”；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立即引发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危机。
由于反苏的歇斯底里、可能很快就会卷入美国的欧洲敌对行动的影响，以及外来阶级影响和思想的压力，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质疑（有些人开始否认）托洛茨基主义长期以来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必要性的看法。1939年9月5日，詹姆斯·伯纳姆向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提交的文件中的以下几句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反对派集团的方向。 “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工人国家……苏联（在战争中）的干预将完全服从于整个冲突总体来说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残余的保卫。”
坎农在1939年9月8日写给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信中指出，伯纳姆“提议取消苏联……并放弃对苏联的防御”。坎农公开表明，这种突然背离党在俄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的做法，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而且在严重危机的时刻，在组织上也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反对派坚持其路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成一个派别，并为其观点在整个第四国际中寻求支持。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争论变成了对整个世界托洛茨基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要采取的政策的决定性考验。
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是三种不同倾向的混杂组合。詹姆斯·伯纳姆是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是通过1934年托洛茨基运动与以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穆斯特（A. J. Muste）为首的美国工人党（the American Workers Party）合并而加入托洛茨基运动的。他是反对派的思想领袖，使反对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特征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马丁·阿伯恩是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与坎农和沙赫曼一起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创立者，他领导的小集团表示不同意伯纳姆关于苏联问题的观点，但最想把坎农“政权”从党内领导层中清除出去。在俄国问题争论的初期，马克斯·沙赫曼占据了一个临时的阵地，他从这个阵地出发，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伯纳姆的革新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都提出了怀疑和保留。
这些不同的倾向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派别，拒绝考虑基本原则问题，要求讨论仅限于眼前的“具体”问题。这是一个无原则结合的典型例子。
坎农在《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书中，根据无原则联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它的特殊性。他指出，每一位反对派领袖都代表着一种常见的政治类型。伯纳姆是傲慢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仍然被束缚在资产阶级学术环境中，拒绝毫无保留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阿伯恩是一个靠流言蜚语和组织上的不满为生的永久性个人小集团的大家长。沙赫曼是一个肤浅的作家和演说家，但他是一个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无法承受强大的外部社会压力。在紧张时期，他力图逃避在阶级斗争的关键问题上采取坚定而明确的立场。
伴随着欧洲的枪炮声，讨论在激烈的气氛中展开。每一种观点都有充分的自由来表达。反对派有充分的机会说服大多数人并接管党的领导权。在大会上，坎农和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成功地赢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他们没有把少数人开除出党，没有剥夺他们的领导权，也没有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
相反，多数派在党的所有机构中都为少数派提供了代表位置。只要求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少数人忠实地遵守多数人的决定，并将其反对活动限制在进一步试图使党服从其思想的范围内。多数派甚至同意在大会后在内部公报中继续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多数派的做法可以作为布尔什维克在重大问题上进行严重的争论，并使之得到明确解决的正确程序的典范。
然而，少数派集团不能遵守党以民主方式作出的决定。在拒绝投票支持政治委员会关于接受大会决定的动议之后，它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人党（the Workers Party）的单独组织，发行了一份报纸，窃取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并沿着非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开始了独立的事业，同时半信半疑地假装（直到1950年代解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则决裂后的事情很有启发意义。在伯纳姆和他的弟子们退出托洛茨基运动后仅一个月，他就不屑地从沙赫曼的新组织中辞职，公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他在用多种文字出版的臭名昭著的著作《经理人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中阐述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思想。
在随后的几年里，伯纳姆不断地摇摆向帝国主义反动，直到他作为冷战期间最恶毒的反苏思想家之一站出来。他呼吁用军事手段对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阴谋”进行神圣的讨伐，并在从《为世界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World）（1947年）到《西方的自杀》（The Suicide of the West）（1964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这一主张。他今天是极右翼机关《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他最近在该杂志上呼吁为美国建立一个新俾斯麦，并呼吁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仁慈的重新评价。
沙赫曼向右转的特点是速度较慢，规模缩小，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进行的。他借用伯纳姆的思想，炮制了社会学理论，认为苏联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他成了所谓第三阵营（Third Camp）的坚定拥护者，第三阵营力图在世界阶级斗争的斗争力量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支持点。由于他坚持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比斯大林极权主义更民主，战后沙赫曼被引导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米科拉伊奇克（Mickolajczyk）反对莫斯科支持的波兰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Osubka-Morawski）政府。20世纪60年代，他支持猪湾事件入侵古巴和美国干预越南。因此，寻找不存在的“第三阵营”实际上意味着他与帝国主义者结盟，反对殖民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1958年，沙赫曼把他的瓦解的工人党的残余分子带入了在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内工作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的阵营。今天，他是其极右翼的主要思想家，并以某些保留意见和假社会主义的理由支持美国国务院的反共产主义行动。
唯一一位大体上忠于过去的反对派领袖马丁·阿伯恩，淡出了政治活动，于1949年去世。
本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原是在内部争论终止时写的。它在确定了争论者的主要思想，每一方都充分披露了自己的真实性质之后，总结了整个斗争的情况。这篇文章放在开头，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跟上和理解其他材料。
第二部分是坎农写给各个同志的信，信中记录了斗争事件和多数派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日日如此，周周如此，月月如此。第三部分是记录党从斗争开始到正式开除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每个阶段所采取的行动的文件。
附录中用修正主义者自己的话介绍了他们在组织上的创新，以便读者与正统的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进行对比。
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阐明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实践，因为他们涉及深层次的理论和政治冲突，探讨了建设马克思主义革命战斗政党的问题。
在布尔什维主义学派中，纲领是基础，是革命党的成立和运作的决定性因素。组织形式是为了实施指导工人阶级争取权力的纲领。
“民主集中制”这几个字来概括了列宁主义党组织理论的具体特征。虽然这个词广为人知，但对它的真正含义却存在着巨大的误解。混乱的主要根源是斯大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引入的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假冒和对其实践的歪曲。斯大林主义的一元化的党的模式，由不受控制的、不可救药的官僚机构从上而下地独裁，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制度的对立面。它是一种官僚集中制的制度，与民主集中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民主集中制下，领导和机关对党的队伍负责，受党的队伍控制，并接受他们的民主决定。
在一些人看来，民主集中制似乎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自发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问，民主怎么可能是集中的，同时不因此而不再是民主的？反过来说，各种反列宁主义者问，集中主义怎么可能民主化？
列宁主义体系的最大优点是，它综合了这些相反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一个战斗党的有效运作有同等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这种组织形式使党能够保持其路线的坚定性和行动的统一性，同时确保党员决定其政策，并对其职能人员进行约束。
民主集中制这个公式本身只能作为革命政党行为的一般指导。如何运用它，以及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正好相反的要素中的哪一个是最重要的，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形势的需要，由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领导层来判断。
这一组织原则规定了党内在讨论问题和制定路线过程中的民主。一旦作出决定，重点就转为行动上的集中主义。党的所有成员和机构都有义务按照多数人的立场行事。
因此，全党都要无拘无束地参加讨论、审议和决策。如果出现尖锐的、严重的意见分歧，多数人的意见就会成为全党的意见，全党在斗争舞台上就会按多数人的立场行动。少数必须服从多数，部分必须服从整体。这就是民主的意义，多数成员的发言和表决是决定性的。
少数派也有它的权利，这必须得到官方多数派的严格尊重。它有权将自己构成一个独特的倾向或派别，并通过党的正常渠道争取党员对其立场的支持。但是，一旦党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少数派就必须等待随后的活动来确认或反驳党所采取的立场，并等待进一步的机会向党提交自己的观点。
一个正在争取或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战斗党，不可能用两种纲领或两种不同的方向和观点来开展工作，否则就会危险地被削弱、分裂或瘫痪。它必须有纪律性，在行动中获得最大的协调和打击力，同时在其内部生活中又是完全民主的。
这本书还非常详细地概述了列宁主义的建设职业革命者党的概念。坎农反对像伯纳姆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浅薄涉猎的特点，要求用严肃的、专业的方法对待革命政治。这种方法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政治政策和组织方法上的特点。
在斗争的时候，坎农已经是美国革命运动的老手了。在二十五年多的运动中，他曾是世界产业工人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的组织者，是德布士（Debs）领导的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左派成员，是美国共产党（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的最高领导人，也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人。他把通过这些经历所积累的关于组织实践和程序的所有知识，都用于处理这次派系冲突所引起的复杂问题。
坎农是作为一个正统的列宁主义者这样做的。就像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后一样，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列宁在建设和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所制定和运用的党组织概念。
坎农的书是一本党的组织手册，它吸收了布尔什维克程序的经验教训，因为这些经验教训在世界帝国主义堡垒中建设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先锋党的艰巨任务中得到了检验。自二十五年前首次出版以来，它已被证明对国内外许多革命者有帮助。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替代被否定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治组织，也是了解列宁主义的党组织规范究竟是什么的资料书。
在1939-40年为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而与坎农并肩作战的列昂·托洛茨基，对他的这一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构成本书第一部分的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的写作。如果讨论的结果没有超出该文献，那也是有道理的。”
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
1972年3月